射击课就这么匆匆收了队。因为出了学生逃跑的事，余锡麟大发雷霆，徐庶鸣几天都没有好脸色，时不时就警告学员们。
“你们已经是革命军人了，军人就有军人的责任，谁逃跑就是开小差，就是泄露军事机密。必须军法从事！”
班本部的警卫又出动了一批出去找人，听说逃跑的几个是救国军来的。凡是救国军里来的学生，他们的同乡，或者稍稍熟悉些的学员都被反复盘问。魏莲香也被叫去问了话，回来她说，那几个人和她连话都没说过。整个训练班的气氛非常紧张，没人敢多说一句话，生怕一个不慎连累自己。
我也提心吊胆，见到高淑恒就绕路。不过等了几天，并没有人来盘问我。
就在这时，班本部、队部的军官们开始让大家“交代简历”，交代的过程冗长而繁琐。学员必须先对着队部的军官细细描述自己出生以来的求学或工作经历。几天以后，队部军官和班本部的军官会坐在一起，再听学生讲一遍。抗战爆发以来的经历尤其是重点，大家常常被要求描述各种细节，诸如那年逃难时坐的船是哪家公司的，到了某地，街上卖得是什么食物，当地有什么习俗，甚至某日天气如何等等。许多人哪里记得这许多，被问得面红耳赤，平白生出坐贼心虚的感觉。每到这时，军官们会过来，拍拍肩，递杯茶，安慰一番，接着让人谈下去。待出来，无人不是一身虚汗，如释重负。
我也不例外，每次问到为什么辍学时，紧张之余，我都老实的说，想去延安，读抗大，抗日救亡。心里明白，他们不想听延安这两个字。但讲到这里，我有一种恶作剧般的喜悦，甚至暗暗希望他们嫌弃我，把我从班里踢出去。但是面对的总是一排看不出任何情绪变化的面孔。
“大交待”整整持续了两个星期，除了政治思想课和早操，其他的操课几乎全部停顿了下来。直到队部开始让大家布置教室，张灯结彩，一切才算暂时消停。
“花盆不要挡住路，放在两根柱子中间。”
“国父像上要一尘不染，用干抹布擦。喏，像这样。”
余锡麟亲自指挥学员们打扫教室、院落，事必躬亲，不辞辛劳，连最小的细节都不放过。
“站住！”他红着脸，怒气冲冲地叫住两个拉着标语横幅的同学，“谁让你们把字贴在红布上的？！”学生面面相觑，不知错在哪里。
“去，去，去。快去找总务长换块蓝布。主任最讨厌红色了，你们居然还搞红色标语？！”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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